简单的个人自传范文300字左右(分享写作范文模板)

正文
现在想来,⺟亲的选择其实不多,外公的家境以及⾃身的相貌注定她⽆法⽣活在更富裕的夫家,但她也没料想到⽗亲会在结婚第⼀年被⾼利贷逼得连家也不敢回。
⺟亲每当讲起过去,脸上总是带着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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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在寒冬,除夕晚上,家⾥坐满了⼈——⼀群放贷者,⽗亲逃到雪地⾥不敢回来,⺟亲谎称⽗亲失联⼀个多⽉了,等到后半夜,⼈们纷纷散去,外婆唤回⽗亲,据说第⼀年就这样过去了。
⺟亲是这样要挟放贷的⼈的:如果只还本⾦,现在就开始⼀个⽉⼀个⽉零散的还钱,如果索要利息,那么就先还其他⼈。她说:“不怕,只要我不死,就⽋不了你们⼀分钱。”
爷爷求告家族⾥有些权势的⼈给⽗亲找了个差事,到⻘阳岔(旧时⾰命根据地)去照看油井,后是⺟亲带着我住在⼭上照油井,⽗亲开着农⽤三轮四处送炭送⽔。
世纪末的⾼利贷实在吓⼈,⼗五万的款,五分的利息,连本带利⽋30万。其实这婚姻是存着⼏分欺骗的。
俗话说,疼⼤的,亲⼩的,受死⼆⼩⼦。
爷爷有三个⼉⼦,⼤伯是个浪⼦;⼆伯是个谨⼩慎微的庄稼⼈;与⼤伯不同,年轻时的⽗亲是个俊秀的浪⼦,以那时庄稼⼈的标准,不种地,贷款去做⽣意就是舍本逐末。
婚后⽗亲坦⽩他⽋了贷。家⾥卖了结婚时爷爷分给⽗亲的⼟地还贷,⾃此,就失去了农⺠赖以扎根的⼟壤。
或许,别⽆选择是我⼀厢情愿的看法。⺟亲其实是有选择的,他们的婚事外公不同意,结婚时⺟亲没要⼀分彩礼,⽗亲也拿不出,这“⾃由恋爱”的第⼀个苦果就是在我⽣下来的那⼀个⽉⾥,⺟亲坐着⽉⼦,每天应付踏进⻔槛的债主。
六年后,⾼利贷还清,我六岁了,妹妹三岁。
⺟亲坚决不要种地,逼迫⽗亲同意借贷在镇上买了⼀栋房⼦,我在这⾥度过了九年。从⻘阳岔村转到东坑镇就读的⼤困难就是学校不收,⺟亲托了教书的亲戚,我和妹妹便都有了书读。
⼩学是我的三观形成与扭曲的时代,我有了两个好朋友,⼼地善良,⽼实巴交,和我⼀样是俩受⽓包。
我⾄今仍记得⼀⼆年的语⽂⽼师,雷娜,她很温柔,印象⾥仿佛从没发过脾⽓;还记得三年以后的英语⽼师,性格残暴,素质低下,我讨厌英语要拜她和初中与她属性同源的英语⽼师所赐,我⼈⽣⾥⼀半的侮辱基本都来⾃于她们。
那时候的男同学不少已经习得了流氓的精髓,⼥⽣⽆论漂亮与否,下流的辱骂与骚扰基本伴随她们的⻘春期或者⼀⽣。
我、⺟亲还有妹妹在镇⾥住了两年后,⽗亲结束了⻘阳岔的⼯作,回到我们身边跑起了私家⻋接送,他和妈妈的争吵持续了很久但我们很少遇到;⺟亲说,每⼀次吵架或打架,他们都把⻔锁起来,快到放学,就停下来,开始做饭。⽗亲总是不在,这和⼯作与家庭有关。
我和妹妹能体会到的往往是⺟亲的情绪发泄,有时是调⽪,有时是⽆来由,但⺟亲总是很快⽤买零 ⻝或玩具诱惑我们和好,对于这种诱惑,我们向来屈从的很快,也忘记的很快,唯有两次情况,记忆尤深。
那仿佛都是⼆三年的时候,⼀个夜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吵到了⺟亲,结局是我被赶出了家⻔,站在⼤街上嚎啕⼤哭,夜⾥或许有⼈,也或许没⼈,总之我⾚身裸体的站在街上,穿着条内裤。羞耻?恐惧?
那时的⼼情我已忘却,但每每追溯往事,这或许就是我⽣命中思谋着⾃杀的导⽕索,缭绕在我幼时⼼底的⼀朵乌云是⾏使⽗权的⺟亲与慈爱之⺟两个形象的激烈冲突,有时⻛⾬有时晴,为什么在课堂⾥被灌输的⺟亲形象在家⾥却如此暴虐?课本与现实,知识与真相的同⼀性出现了裂隙。
另⼀次来⾃于⽗亲,某个早晨我和妹妹赖在床上,突然妹妹哭了起来,⽗亲⽓势汹汹地从前厅跑进了卧室,⼿⾥捏着烧⽕棍要揍我,我害怕了,也放声⼤哭,妹妹看到我哭之后莫名其妙的笑了起来,⽗亲问妹妹,你哥怎么欺负你了?
妹妹说直到现在,她对⾃⼰的回答都记忆尤深:我想尿尿。
我总觉得⼈⽣荒诞,或许是因为有这些荒诞的材料填充我的记忆。
不仅仅是⼩的时候,即使到了初中、⾼中,我都有偷窃的冲动,对于那些我没有⽽别⼈却拥有的物品,羡慕和偷窃的欲望总归是交织,但我很少这么⼲,也唯有两次例外。
⼀次是偷了⼀只宠物市场⾥的⼀只乌⻳;⼀次是表姐结婚,那时喜宴⽤的酒的内包装⾥有刮刮奖,我偷了俩,⼀共有四⼗元,后来被我妈逮住教训了⼀顿,后来没再偷过东⻄,我想,这除过道德上的⾃律之外,应该还原由那是我为数不多的体会到,书本知识还是合乎现实逻辑的,⼈穷但不能没志⽓。但我⼀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必须要出⽣在⼀个穷困的家庭,进⽽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千千万万的⼈已然或将要出⽣在⼀个贫困的家庭,我和许许多多的朋友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但有的⼈能够提供解释——命。
在宿命论中,没有任何遭遇和磨难是⽆法解释的。它甚⾄还会要求你去感恩苦难。
在⼩学⽣活中,我敏锐的捕捉到校园⽣活的秘密,只有依附于权⼒中⼼才能不受委屈,要么通过优异的成绩享受⽼师的庇护,但这对男⽣没⽤,因为只有⼥⽣才拥有报告⽼师的特权,即使你的⽼师喜爱你,但你不能向他求救是很要命的⼀件事,男⼈的⽃争要堂堂正正(毕竟男权社会⾥期待也只允许男性成⻓为主体,⼥性所受的规训和摆在她们⾯前的选择往往会培养他们成为依附者);另⼀种可能则是加⼊⼩流氓们的⼩团体。
幸运的是我成绩不⾼不低,战⽃⼒也不⾼不低,忐忑不安却⼜平安⽆事的度过了我的⼩学,但是总有⼈没那么幸运,⽐如⼀个我颇有好感的⼥⽣,学习游戏,相貌清秀,体育课的时候,她在操场的⻆落⾥被⼀群男⽣猥亵,在⼀群⼥⽣的簇拥下哭哭啼啼从我⾯前⾛过。
那时我年幼,情感混沌难分,是因为美丽幻像被击碎与玷污⽽悲伤,还是出于弱者的共情?如果被揭起裙⼦,⼥孩们往往只是羞愤⽽哭,但她却转了学,据说是被强制脱⾐服来着。男孩们好像并未因此受过什么惩罚,⼥孩也只有逃离,我则是个怯懦的旁观者。
看看,即使未进⼊社会,我们已经开始分享这社会的逻辑,就连⾏动逻辑也如出⼀辙,⼥性和底层男性的命运是多么相似,可不就是哭泣、逃离与冷漠?多年以后,我和她进了同⼀所⾼中,偶尔想起这件事,我常常感到焦虑、愧疚、厌憎和恐惧。
我们不敢反抗与仇视具体的⼈,只会抽象的敌视不公的世界,即使满腔怒⽕也缄⼝不⾔,在我唾弃⾃⼰懦弱根性的时候我以为这是天性,直到我在观察⽆数底层在应对不公时的反应时才晓得这是中国底层⽣存哲学的核⼼——忍。
哪怕⼑架在脖⼦上也得忍,因为⼦孙仍在官僚与豪强的阴影下⽣存,我们永远要跪着祈求,有谁让我们站起来过吗?
有的,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知道村⾥没有⼈不念⽑泽东的好,但也把⽑像与⼗字架⻬挂,⼈们怀着实际功⼒的⽬的跟党⾛,他们想成为的就是压榨他们的特权官僚与豪强,我的⽗⺟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在我考上⼤学后朴素的赞扬就是:将来⼀定可以做个⼤官。
我知道这本就是被剥削、压制与宣教的结果,但却也⽆法接受这⽆尽延续的政治投机。那个领头的是我们镇⼀个⼟财主的⼉⼦,其他⼈家庭都不怎么样。
我想我那个时候⼀定也⼲了很多侮辱别⼈的事,⼀定也不是个什么好东⻄,但全都忘了。
即使是⼩学,我们也睡不到天亮就得去学校,路上漆⿊⼀⽚,妹妹跟在我后⾯,我们都很怕⿊,但我坏,故意猛冲⼀段把她甩在后⾯然后慢悠悠的⾛着,妹妹很害怕,哭哭啼啼的追上来,搂紧我的
⼿臂边哭边⾛。这个世界对待⼥⼈就像暴君。更残酷的是我后来意识到世界不是⼀个抽象的存在,它是由千千万万个⼈类所组成,曾经我认为⼥⼈终成家庭主妇是天经地义,后来有⼈告诉我这是社会分⼯,但我只要⼀想到男⼈可以在私⼈空间内任意对他的妻⼦和⼦⼥进⾏宰制,⽽理由是男性是家庭唯⼀的经济来源时,我总为⼥⼈囿于锅台与⼦⼥的劳动被视为没有经济价值⽽感到意外,⽉嫂和厨娘的⼯资往往⽐⼀个底层男性的收⼊要⾼很多,但她们⼀旦拥有⾃⼰的“幸福家庭”,⼀切劳动全是⽆偿,⼀切期待终将落空,⼀切⾃由化为泡影,等待他们的只有丈夫的威压和⼦⼥的聒噪。
⽗亲和⺟亲的战争终于停歇。⺟亲在⽃争中终于明⽩,只有⾃⼰挣钱才有底⽓和⽗亲平起平坐,才能为她的⼉⼥带来更好的⽣活,买更多的⻝物和⾐服,所以她开始⾃⼒更⽣。起初是卖农⽤肥料,接着是收购和倒卖乡下的苹果,慢慢再加上了⽜⽺饲料。
我不知道⼲这个我妈挣了多少,我只知道我的零花钱始终是每天⼀块,消费能⼒仍在原地踏步。
⺟亲承受了巨⼤的压⼒,丈夫⾃不消说,亲戚和乡⾥乡亲也议论⺟亲抛头露⾯,不像个⼥⼈。这并没有阻挠⺟亲的决⼼,致使她濒临崩溃的是妹妹的病。
在我五年时,我和妹妹同⼀年做了两个⼿术,妹妹的是中⽿炎,我的是割双眼⽪⼉。
医⽣说我的眼睫⽑往⾥⻓,需要来两⼑往外边翻⼀下,我觉得有些新奇,因为听说打了麻药后⼈会丧失知觉,醒来之后⼿术就不痛不痒地完成了。于是在⽗⺟的陪同下,我欣喜的躺上了⼿术台。
出乎意料的是,是⼿术不是全麻⽽是局部麻醉,更让我意外的是兴许麻醉药太贵,就没给我打够,
⽆论我怎么说疼,医⽣只说⻢上就好,但就是不给打麻药。
我的⼿术结束后,⺟亲匆匆带着妹妹赶往⻄安做⼿术,这是她俩⼈⽣第⼀次出远⻔,也是第⼀次去⼤城市。
⺟亲后来告诉我,妹妹做完⼿术后每天要检查,稍微⼀有震动创⼝就会很痛,检查的时候就算疼到脸部狰狞,都不喊⼀声疼,不掉⼀滴眼泪,只是嘶嘶的倒吸着冷⽓,医⽣夸我妹妹懂事,⽽⺟亲常常躲到外⾯掉眼泪。她才⼋岁。
远在千⾥之外的我,只是每天肿着眼睛,慢慢清理⼀下眼屎,对于妹妹的痛苦不知不觉,不痛不痒。
⼩学终于毕业,在初中,我继续着⼩学的⽣活和处境,零花钱还是⼀块钱,就在我愤愤不平的时候,突然间,零花钱从统⼀分配变成了按需分配。
钱就压在⽑毯下边,饿了就⾃⼰拿钱去买吃的——这或许是我⺟亲的想法,可在我这⼉这意味着零花钱没有⼈卡我,不再是过去求着妈妈多给⼀块的情况,⽽是要多少你⾃⼰拿多少,这对我的影响是,不仅仅丧失了要零花钱的乐趣,同时淡化了对钱的概念和欲望。
⼀⽅⾯是我的成⻓,另⼀⽅⾯则是⺟亲的愧疚。
⻄安之⾏后,⺟亲发现了商机。⺟亲从⻄安买到⼀堆⼗字绣,把房⼦的前厅收拾⼀下就可以充作商铺,如此做了⼀年,⺟亲觉得镇⾥没有市场,应该到县⾥去卖。
我妈下了什么样的决⼼我并不知晓,什么时候去的县⾥我也不清楚,我整天都在学校⾥泡着,早上五六点出⻔,晚上⼗点回家,⻅到⺟亲的时间不多,她往往早晨坐⻋到县⾥,晚上回到家⾥,我不清楚⺟亲过的是什么样的⽣活。
直到有⼀天,⺟亲希望我能够和她⼀起去,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让她有空做饭和解⼿,我兴⾼采烈地去了,为⾃⼰终于不再是吃闲饭能帮上忙⽽感到⾼兴。
那是全县热闹的⼩巷,各⾊⼩吃和杂货都可以在那⾥买到,那时去县城带给我的喜悦远⽐到⼀次上海要充实的多,我追随着⺟亲⾛进那条繁盛的⼩巷,在⾛进那⼩巷幽深处的院⼦⾥,⺟亲打开⻔,⻔内⽀着⼀张折叠床,桌⼦上放着⼀个炒锅,床下塞着⼀桶⼟⾖,房间阴暗潮湿,⼀半的空间塞满了货物,房租⼀⽉⼀百,⺟亲取出⼀张⼀⼈⾼的破布,铺在街道的⼀侧,四⻆⽤砖头压住,上⾯摆好塑封或盒装的⼗字绣,吆喝和招揽⾏⼈购买就是⺟亲的⼯作。
我张不开嘴,发不出声⾳,价钱也记不住,每当我报完价后⾏⼈便扬⼿⽽去,还有⼀些⼈不愿和⼩孩做⽣意,每当我回去找⺟亲来时,他们就已不⻅踪影。
这种失败的感觉加重着我的⾃卑,责难⾃⼰为什么做不好还在其次,难忍的是我感到羞愧,那种从书中获取的运筹帷幄、忧国忧⺠的⾃我期许在现实的窘困⾯前破裂了,尽管我⼀直谨记⾃⼰的出身,但却由于在学校中⼤家都⼀样⽽没有太深的体会,直到那次蹲在⻢路上,⼩⼼翼翼地打量着过往的游客时,我才真正意识到⾃⼰的卑微。
⺟亲清楚的知道他的⼉⼦感到不适,但却只能勉强他上来帮忙,只靠她⾃⼰实在是⼼⼒憔悴。如此两三次之后,我不仅没能适应这样的环境,还被城管收⾛了所有的货物,这让我⽆法不痛恨⾃⼰,那时还不懂,我痛恨⾃⼰的究竟是什么。
回到校园,我的⼼⾥总有⼀股屈辱和⾟酸,⺟亲艰苦的劳动环境不断刺激着我,有⼀种浓重的悲哀在⼀些⽇夜⾥被我反复体味。
初⼀时的同⼀的五百多⼈到了初三只剩下三百多⼈,他们辍学之后,要么打⼯,要么结婚,要么在家种地,我很恐慌这样的未来,怀着⼀种不⽢和期待,我努⼒学习了⼀个学期,获取了县中学的奥赛班招⽣考试资格,⼜出⼈意料地,我考中了两所⾼中⾥更好的那所学校的奥赛班,全校只有三个⼈考中,我竟然还排第⼀,这出乎了⽼师们和⽗⺟的意料。
在⽼师们的眼⾥,我充其量只能在普通招⽣考试中考⼊这所⾼中,⽽在我妈的眼⾥,能考⼊较差的那所学校,那天晚上,⺟亲从县⾥早早赶了回来。
那⼀年,我、妹妹还有外公外婆住在镇上,⽗亲前半年也去县⾥做⽣意,⺟亲有时候还会在晚上时候偶尔回来,⾄于⽗亲,我已经很少⻅了。
当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亲正对着外婆泣诉⾃⼰的喜悦与愧疚,那时我想到了那所逼仄阴暗的⼩房⼦,但始终回忆不起来⺟亲究竟在那⾥住了多久。我想我很快乐。但当我踏⼊⾼中之后才发现,原来奥赛班⼀共招300⼈,多数⼈来⾃县⾥好的⼀所初中,⽽我们学校只有三个。我很受打击,更让我消沉的是⽣活⽅式与兴趣爱好以及学习成绩上的鸿沟。
⾼中三年,我⽇渐消沉与崩溃,⾃卑与⾃负在我的体内冲撞,将我推向虚⽆的断崖,当我和同学们同处⼀室,有时就会想到我的⽗⺟在街上吆喝,他们的⽗⺟在办公室下棋,我愈发憎恨体系的不公与新闻⾥笑吟吟的虚伪,我逐渐意识到这社会使穷者恒穷,富者恒富,书中教导的⼀切真理都在这肮脏的世界⾥荡然⽆存,互联⽹向我展示强盛的景观,⽽我却在贫困的现实中⽆所适从,教育只是为了让我能够被使⽤,⼤学只意味着⼀张打⼯资格证书。
初中之后我和⽗⺟连⼝⻆都没再有过,或者是我逐渐成⻓,或者是他们⼼有愧疚,或者是来⾃于他们对读书⼈的敬仰与屈服,或者是爱。
但有⼀天当我要求退学时,我和⺟亲发⽣了争吵。
不过很快,初三应试时的⼼理基本原样在⾼三复现,怀揣着对未来的恐惧和不安,成绩渐渐开始上升,逐步达到顶点,⾼考成绩公布后,我失望了。
那时我做好了补考的打算,对于名校基本不报什么希望,可结果总是出乎意料,经由腾⻜计划我被复旦录取了。
这真是天⼤的喜讯,我们这⼩⼩的县城近⼗年⾥上的好的⼤学是武汉⼤学,⼈们都很意外,⽗⺟ 成为了街巷⾥的明星,那些⾛街串巷还有⼀起摆摊做⽣意的⽼邻居们,开始向我的⺟亲讨要育⼉经,他们搞不懂,为什么⾃⼰天天什么都不做专⼼供孩⼦读书,终⾃⼰的孩⼦却不如⼀个摆地摊的教出来的分数更⾼,学校更好。
⺟亲总是⼼怀忐忑的告诉他们实情,但⼈们总觉得这是敷衍,⺟亲向我抱怨说,我每天连饭都没时间给孩⼦做,哪来的时间教育孩⼦?
我⽆⽐⾼兴地进⼊了我的⼤学。同样,我⾯临着和⾼中⼊学⼀样但却更严重的危机。
作为不事⽣产的下层⼩资,复旦⽂凭本是跨⼊中产的敲⻔砖,但由于虚⽆,奋⽃叙事很使我厌烦。与我的同学们相⽐,我掌握的信息实在是太少了,我们的差距⼜仿佛太⼤了,⾼中时代的精神危机在这对我⽽⾔充满断裂的环境中⼀步步复苏,虚⽆、死意、酗酒、游戏等等逐渐宰制了我的⽣活,退学、休学的念头我不⽌⼀次有过,⽽⽐起⾼中我看得更清楚些,我的命运就是成为⽩领,结婚⽣⼦,房贷⻋贷,如果我成⻓历程中积压起对要求社会公正的愿望还算是⼀种⾃我实现的话,那么现实世界⾥畅销的所有路径都只是维系⽣产不公的体系。
对于教育体系的怀疑⼀直都存在,如果它真的是要将我们塑造成⼀个真正的⼈,那么如何解释蕴含在教育体系之内的各种规训与暴⼒,如何解释它所灌输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世界的⽭盾与张⼒,如何解释它与官僚体系的勾结与合谋,对它⽽⾔,我们究竟是作为⼈存在还是作为⼀个预备劳动⼒存在?我不懂。
但我已经没有为⼀个⽆聊的⽩领岗位⽽做什么的动⼒了,尽管我的⺟亲终其⼀⽣的梦想就是让⾃⼰的⼉⼦坐进办公室⾥,不要像她⼀样起早贪⿊,没有社会保障的度过⼀⽣。
我逐渐⼼有不安的颓废,愈颓废愈不安,愈不安愈颓废,往复三年,身体和⼼智不出意料的垮掉了。⼤学之后每个学期回家,⺟亲都说我的脸⾊愈来愈差,嘱咐我要好好吃饭,不要太劳累。⺟亲知道我过得不舒⼼,也推断出⼀部分家庭的原因,但却不明⽩她的孩⼦究竟哪⾥出了问题。在那条巷⼦⾥我的⺟亲和⽗亲⼯作了很多年,⾟劳了很多年,⽽且我还知道,他们这苦难还要继续下去,我曾错觉⾃⼰能改变什么,但每当我重回故乡,⼜总觉得⾃⼰什么也改变不了,希望⽆所谓有⽆,我只继续庸碌。
每每历数往事,⽣命已然要灯枯油尽,有⼼寻死却有所牵挂,那个遥远的晚上在我身上播下⼀枚死亡的种⼦,每每挣扎却只放松了对死亡的束缚,暗淡的前路浮现出⾼楼与病床的灰影。将我拽下来并予以疗救的,是朋友们。
置身于复旦,我体会着⾃身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贫穷。
“贫富差距”这⼀现象描述与其他意识形态表述⼀样意味着⽆尽的历史循环,仿佛这是⼈类社会不变的特征,它遮掩了不同时代这⼀现象背后的本质性差别,谁也不会认为封建时期和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现象背后会是同⼀种发展逻辑。
在经济上升的当代,去政治化教育达到了使⺠众具备不同程度政治冷漠与⽆知的⽬的,但客观上,学⽣们表露出的政治倾向⼤致可以分为⼩粉红、⾃由派、投机分⼦与未政治化四种类型,⼤学之前,我接触较多的是未政治化与投机分⼦,在复旦,更多的是⾃由派、国家主义与尚未政治化的同学。
⼩粉红有它特殊的⽣⻓⼟壤。村镇与县城既是原材料产地同时⼜是中低端商品倾销市场,⼆者尽管程度有别,却均为⼤都市所剥削,⾯对巨⼤的差距,⼈们即使承认各式各样的⺠族国家话语,但对其所⿎吹的国家主义叙述通过与⾃身⽣存状况对⽐⽽在⼼⾥保持了距离,在残酷的现实⾯前,新闻联播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反倒是不断抽空⾃身的所指,徒留空洞的符号,在落后的⼩县城,⺠族主义话语是⽆法培养出⼤批⼩粉红们的。
⽽就像我的⽗辈们,在与现代都市相⽐⼏近前现代的⽣存现实⾯前,在阶跃升渠道逐渐封闭的社会中,在受教育机会通过⾃由竞争不断被挤压的情况下,若家中还有⼀点社会关系,为什么不去搞投机,为什么不托关系为⾃⼰谋⼀份好的⼯作,若家中⾚贫,政治冷漠更是应有之义。
⾄于说⾃由主义,那更得是不事⽣产、有钱有闲的中产才⾏。
⺠族主义与其说是其⾃身代表着底层的利益,不如说它是底层为国家机器所承认的体制外政治参与的唯⼀⽅式,它是在政治层⾯被压抑的⼒⽐多宣泄的唯⼀“合法”场域,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们并不彻底信任国家主义话语,并不真⼼认为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代表了⾃身的真实利益,但每当进⾏⺠族主义宣传,⼈们还是很容易被感召。
我能怎么办,我能怎么选,我只能继续我的虚⽆。
红⻩蓝幼⼉园事件后,紧随着出现了王攀逼死陶崇园事件。我⻅怪不怪。室友却很愤怒,那时他正处于与⾃⼰的国家主义倾向对抗的阶段。其实国家主义等于维护官僚特权,假使室友⼼中少⼀股正⽓,那么他是定要进⼊体制谋个⼀官半职,实现从⽂化资本到权⼒的变现。这正是许多学⽣和家⻓的理想。
当他在⽓恼地踱步时,我揶揄他只有愤怒⽽不⾏动,⽽我的不同则是麻⽊到毫不在意。 “我们不能这样,”他说,“要⾏动。”
那时贴吧⾥都在⼝嗨,⼈们都恨不得将王攀就地正法,⽆数⼈约好在⼏天后到武汉理⼯⼤学聚众秉烛祭奠陶崇园,我与室友遥想场⾯的盛⼤,深受震撼。
我们买好了票,却没想到室友坐惯了⾼铁,以为我们是在虹桥上⻋,导致坐反了地铁,了⽕⻋。如果我事先知道我们会⽕⻋倒也罢了,但我没能想到我们还会花花4000块钱当即买了两张机票⻜到武汉。
事到如今,我还是有点⾁疼。
毫不出⼈意料的是,那天的武理空空荡荡,樱花满园,细⾬绵绵,除了⼏个便⾐,哪有什么浩浩荡荡的讨伐队伍。
那真是⼀场冒险。
当我们匆匆忙忙从机场赶到武理后,遇到的,只是两个从隔壁武汉⼤学同样过来观察情况的⼀男⼀⼥两个学⽣,他们是我和室友在拦下路⼈盘问跳楼这⼀校园事件时遇到的。
我们意⽓相投,在操蛋的现实⾯前,我们必定要做些什么,讨论⼏句后便决定他们去打听王攀的消息,我们去打听陶的消息。
尽管宿舍需要⻔禁,但我和室友还是想办法溜了进去,挨个敲⻔打听陶的情况,有⼈开⻔,有⼈拒之⻔外。
我们为了获取信任,给他们看我们的学⽣证和⼀卡通,⽽他们也⼤多坦诚相告:他们知道的也就是⽹上看到的;印象深刻的是⼀位正在打游戏的宅男,他对我们的出现⼗分震惊,不相信我们这些和他⼀样的学⽣竟然会为了此事⽽⾏动,他反复回忆和讲述,我们听了许多,为他的信任⽽感动,但他提供的信息只够让我们勾勒出关于陶崇园的简单肖像,不⾜为证。
他⼀直讲我们⼀直听,直到后来,我们被同学举报,宿管阿姨把我们赶出了宿舍楼。
但另⼀⼩队却找到了王攀的⼀名研究⽣,在王攀办公室的隔壁,这位知情⼈被我们站在道德⾼点围攻了很久却⼨⼟不让,我们希望他做证⼈或⾄少匿名留下证⾔,但他不敢;利害相关,我们也⽆法强⼈所难,勉强加到了他的微信,希望他以后如果想通了,可以告知我们内情。
⽽就在我们返回复旦不久,武汉的同学告诉我们,那位研究⽣明确说:陶崇园就是被王攀逼死的。但那时,陶的姐姐已经接受了和解,我们什么也没能改变,改变的只有⾃⼰。
我依然惶惑悲观,室友却开始了⾏动。他率先向学⽣会的官僚作⻛掷出了投枪,⽤⼀篇篇⽂章为遭受不公的学⽣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很快,他在⾃由⽽⽆⽤的复旦学⽣间被视为有⽤的声⾳⽽为同学所瞩⽬,为学校所警惕。
他已呐喊奔⾛,我仍彷徨⽆地。呜呼呜呼!这叫我如何不身⼼振奋,⼜叫我如何不厌憎⾃身,⼀截粗笔写不出半⾏⽂字,茕茕孑⽴⼜不能有所附依。
此时的室友却正发⽣⼤的变化,学校领导常常找他谈话,明示暗示,总之是逼他⼀次他便愈左⼀分,愈左便愈要学,就此,左翼⽃争的历史画卷不仅徐徐在他⾯前展开,就连我,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与推翻⾰命历史教育对于⾰命的重写与涂抹。
这⼀年来,我常常想,⾛在死路上的我,如果没有遇到我的室友们,如果世界上没有反抗不公的历史,如果⼈世间没有⾰命的传统,恐怕我终的结局只会是精神的死亡与⾁体的消亡,只因为在这秩序化的社会中,所有⾰命与反抗的能指全部被抽空,⽽剥削结构却被国家机器不断强化,⼀个正直的⼈永远⽆法带着⾃⼰的尊严⽣活,他会被关系社会所绑架,为个⼈奋⽃所迷惑,为权⼒与权威所屈服,庸庸碌碌,随波逐流,像个死⼈⼀般活着…我以为,衡量知识分⼦的唯⼀标准应该是有效的⾏动。我不⽢⽆为的死去……
当傻逼们⽆视他者的苦难,据守⾃⼰的利益,不知羞耻地⾏压迫剥削之能事之时,我的室友们拒绝加⼊这⾏列,并且⼤声责骂,身体⼒⾏,去唤醒更多的⼈站起来反抗社会的不公。
⽽我就在这被唤醒的⾏列中。
我只能,也必须···我要像他们⼀样,像那些已经死去却永垂不朽的⼈⼀样,为了熟悉的与陌⽣的,为了我爱的与我讨厌的,为了那些受压迫的⼈们,我该呐喊,我该前进…我开始渴望——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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